刚好相反，所谓前人栽树、后人乘凉，作为最大受益者，没人比秦惠文王更明白变法的好处。他之所以痛下杀手，是因为当时活着的公孙鞅个人对秦国已没啥作用；一个死掉的他，反而对秦国继续推进变法大有裨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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兔死狗烹，公孙鞅建立的体系，使自己失去了剩余价值战国时期，各国争先恐后推行变法，但只有秦国变法对社会的改变最为深远，秘诀在于公孙鞅的流派特殊，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曾这样总结：文章源自玩技e族-https://www.playezu.com/162415.html
今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......法者，宪令著于官府，刑罚必于民心，赏存乎慎法，而罚加乎奸令者也。法家也分为“术”、“法”之别，公孙鞅在秦国的变法，核心是确立法令的权威、保证法令的施行，赏罚分明，最大程度减少个人意志对法律体系的干扰。文章源自玩技e族-https://www.playezu.com/162415.html
《商君书》中的记载也证明了这一点。公孙鞅曾多次强调，国家能否达到大治，必须满足三个条件：文章源自玩技e族-https://www.playezu.com/162415.html
一是法，即确立法令；文章源自玩技e族-https://www.playezu.com/162415.html
二是信，得让百姓相信朝廷会依照法律办事。变法之初，公孙鞅“徙木赏金”、割掉太子师傅的鼻子，就是为了确立法令的威严，体现国家信用；文章源自玩技e族-https://www.playezu.com/162415.html
三是权，即推行变法是为了将权力集中与帝王之手，本质上是加强中央集权。文章源自玩技e族-https://www.playezu.com/162415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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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秦国的变法是这样一个循环：为了加强君王集权，按其意志及国家战略确立法令；然后以君权保证法令的执行，树立国家信用，避免任何外来干扰；当实际情况变化而需要调整战略时，也必须采取改变法令的渠道来施行。文章源自玩技e族-https://www.playezu.com/162415.html
同时，公孙鞅为了保证变法落实，还建立了连坐制：文章源自玩技e族-https://www.playezu.com/162415.html
公孙鞅之治秦也，设告相坐而责其实，连什伍而同其罪，赏厚而信，刑重而必。是以其民用力劳而不休，逐敌危而不却，故其国富而兵强连坐制，本质上是一种全方位的监督体系，官可以用法令管百姓，百姓也可以凭证据告官，上下各阶层无不战战兢兢，唯恐违反了政令、惹祸上身。在这一张大网下，秦国的政治生态可谓“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”，所有人围绕着农战而运转，丝毫不知道辛苦、恐惧为何物。
而自公元前359-340年，经过20年的变法后，秦国的体系已经完全成熟，只要秦王和法令存在，任何臣子都是可有可无的，甚至连公孙鞅自己，也是死在这套他亲手建立的制度之下：
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，发吏捕商君。商君亡至关下，欲舍客舍。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，曰：“商君之法，舍人无验者坐之。”商君喟然叹曰：“嗟乎，为法之敝一至此哉！”这是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中的记载，在被公子虔诬告后，公孙鞅落荒而逃。在临近边塞的地方，他想找个客栈投宿，店家按规矩要求他提供身份证明：“按照商君制定的法令，如果我们不验证客人的身份，就要被连坐。”（店家自然不认识他是谁）
估计当时的公孙鞅，心里有一万匹神兽呼啸而过：“我去，老子这下可把自己坑惨了！”
所以，杀不杀当时已毫无价值的公孙鞅，对于秦惠文王而言，只需要看哪种选择更有好处。
公孙鞅之死，是他对秦国变法的最后一次重大贡献最终决定除掉公孙鞅，秦惠文王并不是由于报复当年的私仇，而是基于分析利弊后，作出的最佳选择：
其一，杀鸡儆猴，树立威信。
一朝天子一朝臣，新君上位要树立权威，最佳方式莫过于除掉前朝老臣；而最受秦孝公中用的，莫过于公孙鞅同志。况且在当时，这位打工仔的影响力已经威胁到了新上任的秦惠文王：
人说惠王曰：“大臣太重者国危，左右太亲者身危。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，莫言大王之法”这就是传说中的功高震主，不杀你杀谁？
其二，顺应民心，团结朝野。
我们都知道，公孙鞅在推行变法时手段极为残忍，秦孝公的老哥公子虔都被削去了鼻子，至于其他官员百姓，被杀的可谓血流成河：
商君相秦，用法严酷，尝临渭沦囚，渭水尽赤，为相十年，人多怨之秦惠文王不是秦孝公，刚刚即位的他威信尚浅，朝野抓住机会，纷纷要求处理掉公孙鞅这个刽子手，可谓群情激奋。舍弃一人而保自己位置稳定，我相信换做谁坐在秦惠文王的位置上，都会做出同样的抉择。
其三，为了继续推行变法。
这个很容易理解：你们不是说变法虽好，但手段太狠、杀人过多吗？好，我现在把当初一手负责变法的公孙鞅干掉，你们这下还有啥借口？
说白了，完成了任务的公孙鞅，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替罪羊，替秦王背这口“严刑峻法、为政残忍”的大锅，让各阶层发泄发泄情绪，转身继续在“农战”的道路上一眼走到黑。
其四，经济上的好处：收回商於之地。
公元前340年，在率领秦军夺回河西之地后，秦孝公把商於之地的十五个城邑封给公孙鞅，后者由此得到“商君”的封号，商鞅一称由此而来。
商於之地位于秦楚之间，之前为楚国所有，此地方圆600里，位置险要、富庶，更是东进荆楚的前沿。在被封给公孙鞅后，意味着这里所有的税收等都要归其所有，秦惠文王显然并不开心，如果能以“商鞅谋反”为名取消其封地，岂不美哉？
而在公孙鞅被杀前五个月，他的手下赵良曾劝他急流勇退，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商於的财富会带来危害：
君之危若朝露，而尚贪商於之富，宠秦国之政，畜百姓之怨。
一言一概之，在秦惠文王即位后，公孙鞅不仅失去了身为臣子的作用，而且已功高震主、成为众矢之的，但他却贪恋权势与富贵，不知见好就收。他本身是个外来户，其权力的来源只是基于君王的信赖，如果老板过河拆桥，他只有乖乖束手就擒的份。这也是古往今来改革者的注定宿命。